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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 吳濁流

書名 : 台灣連翹

出版地 : 台北市 出版者 : 草根出版事業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 : 199507月初版第1 總頁數 : 262(含前言、後記) ISBN : 978-957-98971

   

 

吳濁流先生,本名吳建田,生於西元一九零零年六月二日,於西元一九七六年病逝。以《亞細亞的孤兒》、《無花果》、《台灣連翹》等長篇社會批判小說聞名,其中這次要評論的《台灣連翹》是他在生前的最後一部作品,寫作時間是從民國六十年九月開始,至民國六十三年十二月十九日完成[1],而且非常特別的是,本書的一至八章早已在「台灣文藝」刊出,九至十四章則由於內容和當時人物多有牽涉,在民國七十五年才由鍾肇政先生編譯並刊登在「台灣新文化」上面。作者本為台灣公學校教師,受到一位女同事的刺激而開始踏上文學之路[2],後因抗議郡督學在運動會上的行為不當而辭職前往大陸並且擔任記者[3],回國後繼續擔任記者,在「民報」被查封之後,擔任過社會處科員、大同工業職業學校訓導主任等。創立的《臺灣文藝》和「吳濁流文學獎」為台灣文壇重要的一部分。大概是由於當過記者的關係,他的作品語氣平實,本質大多是為了要揭發社會上及人心的黑暗面,包括《狡猿》、《銅臭》等等。作者雖然從小受到日本的教育,但是受到中國文化的影響也相當深遠,在書中不時流露出中華文化對他的薰陶。可惜的是作者的中文程度無法和人對話,遑論寫作,因此他畢生的作品都是以日文寫就,雖然我們現在所看到的翻譯本行文相當的流暢,但是在語意上可能就無法完全貼近作者原意,甚至譯者的意識形態說不定也會摻雜進去,這是比較可惜之處。

吳濁流先生有感於與他同一時代的作家們,非隱即歿,幾無殘存[4],而作者於青壯年的活躍時期正是處在於台灣社會最糾結、最複雜的時代,如果不是透過作者自己之手,極難讓年輕人去了解當時的時代背景以及從台灣在地人(且為當事人)的角度去了解一切,故儘管當時作者已年逾古稀,還是奮力創作,將日據時期至民國三十八、九年的社會狀況記錄在《台灣連翹》一書當中。全書分為十四章,一到六章的內容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前,作者的幼年、求學和進入職場的境遇,包括接受「文明」前的單純與美好、警察(不論是日籍或是台籍)的跋扈、在學時期和出社會後的不平現象。第七章談他在二戰時期南京市的情況,包括戰爭後的慘況以及汪精衛政權的人物。第八、九章為二戰期間台灣的情況,包括皇民化運動、徵調物資的情形等等。第十章至第十二章則為本書的重點部分,從台灣民眾對祖國的期待、失落到二二八事件的爆發,特別著墨於所謂「半山集團」背叛同鄉、沽名釣譽、獲取暴利的情形,直指這些從中國大陸回來的台灣人和日據時期的「御用文人」沒有什麼兩樣。第十三章及第十四章為二二八事件之後,魏道明、陳誠和吳國禎的主政以及他對雷震案的記敘與看法。

吳濁流先生在《台灣連翹》之前的批判作品都是以類似自傳的方法來呈現,而作為最後作品的《台灣連翹》自然也不例外。全文是由自身經歷為基礎,以十分白描的方式寫就,甚至讓讀者有一種在閱讀新聞的感覺。除了少數的譬喻以外,幾無多餘的飾詞,也沒有象徵、隱喻等曲筆的手法,同時感情上的表達也非常直接,不像一些文章常賣弄文詞而顯得艱澀拗口,讓我們在閱讀書的過程,可以很輕易進入作者的情境,對書中的內容很自然地有所感應,非常有效地增加真實感。

在這本書中,吳濁流先生是以台灣人的角度來寫作,他首先提出他的人生觀,就是老莊思想中「無為」的概念,包括莊子所說的「泥龜混世」和陶淵明的無為而活、與菊酒為友[5]。尤其是陶淵明的概念在書的後段仍有提及,幾乎是貫穿了整本書。作者雖然對於日本人是相當痛恨,但是他自幼受到其祖父所教導的 : 「作為殖民地的台灣島就像是籠中鳥(因為台灣四面環海),逃也逃不掉,唯一能做的就是明哲保身」,又「匹夫受辱拔劍而起,大丈夫忍小忿而遂大謀」[6],因此作者主要是訴諸理性的抗日,大概就類似林獻堂先生那樣,不過作者並沒有採取實際上的行動。作者說法是,他的智慧沒有到那樣子的程度,也沒有那樣的專業(作者認為他的專長在於教育),他所能做的就是利用投稿的方式,譏評與控訴一些光怪陸離的現象,並且善用他的教育專業來提升台灣人的水準,冀望受教者能出現偉大的政治家,而作者就等於是以無名英雄的身分獻出了自己的力量[7]。然而即便只有做到這樣,他還是受到了高層的關注,並且一再被降調[8]

   再來,在行文的過程,可以清楚的看到日據時代的台灣人對於「祖國」的殷切企盼。例如第五十二頁所敘述的太湖事件,便是有人在閒談時提到,如果祖國的軍隊一來,日本人將雞飛狗走,結果談話為人所悉,引發一連串的搜捕行動。此外,對於國民政府前來接收前台灣人興奮的情況也相當的描述,大家都相信,回歸祖國之後,台灣將擁有真正的平等與自由,同時台灣人也積極努力想要成為「建設三民主義模範省」並且成立三民主義青年團、主動學習「母語」以便和祖國的同胞溝通[9],同時新聞記者進行強力監督,連開舞廳也會被強烈指責[10]。然而最後台灣的民眾是失望了。二二八事件的發生,做為一個社會分裂的起始點,在作者的筆下,讓兩個世代之後的我再度體會當下的情境。

   在《台灣連翹》中,比較重要的內容應該就是在第一百九十二頁至一百九十五頁所揭露的二二八事件的內情。根據作者的敘述,這些台灣省籍的「半山」,仗著自身對台灣的風土民情較為熟悉,一方面利用政府的權勢欺壓在地人以奪取利益,另一方面更出賣在地的菁英知識分子,方便政府在二二八事件之後進行掃蕩。他們身為台灣血統的人當中和統治階級最近的一群人,本來應該要做為本省人與外省人之間的橋樑,結果他們不但沒有告知台灣人有關於中國大陸的政治情況,反而提供菁英份子的名單給政府。此段內容作者寫得非常詳細,以痛心疾首、有如劇本一般的文字寫成,不需要任何的修飾就能讓我們讀來熱血沸騰。至於其它內容,包括日治時期,日本人口稱平等,事實上卻採取歧視的政策、二戰時期南京汪精衛政府的要員們的活動以及作者身為教員必須協助皇民化運動的實施等等,也都敘述得十分詳細。總論而言,《台灣連翹》在歷史層面上帶給我們的影響和意義應該是大過於文學層面的。

由於台灣的政黨惡鬥日益激烈,市面上出現了很多的意識形態強烈的書籍,對於彼此之間的醜化更是從未終止。我在書店中翻了許多書籍,再細閱《台灣連翹》之後發現,《台灣連翹》一方面在文字上較為客觀,另一方面詳細記錄了各時期各方勢力的角力(例如第一百八十六頁中政學系和CC派的鬥爭)以及當時社會環境下台灣人在思想上的分別(例如第二十六頁的絕對派、超越派和妥協派),讓本書的內容具有相當的說服力。此外,應該是吳濁流先生身為記者的關係,在書的內容可說是相當平衡,例如他在批評在台日人的跋扈之餘,也不忘舉出一些值得尊敬的例子。但是由於作者是以台灣人的角度來寫作,對於「半山集團」的批評便是不遺餘力,而對於陳誠主席為人所稱道的「三七五減租」和「幣制改革」也是多所批評。在幣制改革方面,可能由於作者缺乏相關的學問,只以表面數字上的意義便下結論,然而從經濟學的觀點來看,在物價波動不大的情況下,不管是用多少舊台幣去兌換新台幣,原本的財富是不會有變化的。真正造成民眾損失的,應該是 : 1,當時受到世界大戰拖累的全球經濟 ; 2,抗戰、內戰造成的總體經濟疲弱(物資匱乏、政治動盪),而大陸國民政府為了應付內戰而濫印鈔票,進而引發「惡性」通貨膨脹,,而大陸地區實施金元券的改革結果失敗讓情況更加惡化,導致舊台幣不斷貶值所致,這一方面作者可說是批評錯了對象。真正導致民眾財產損失,應該是其它因素。發行新台幣並且讓台灣的貨幣和大陸的金元券之間的兌換關係畫下修止符,同時利用高利率政策吸引資金回流,而美援也適時到來[11],進而避免了台灣繼續受到大陸地區的惡性通貨膨脹的波及,「幣制改革」整體上實乃功大於過。

在《台灣連翹》的第十四章,作者提到了後二二八時代,台灣政局的發展,其中第一個重點是繼任陳誠為台灣省主席的吳國禎先生,第二個重點是雷震先生的「自由中國」事件。吳國禎先生是作者在政府高層中唯一較有稱許的人,一方面他是當時在檯面上唯一企圖實行自由民主政治的人物,另一方面沒有起用任何半山,而是任用土著的台灣人[12]。而自由中國事件的部分,作者特別批評了胡適先生,認為他是個官場逢迎者、立場反覆令人心寒[13]。就我所知,吳國禎先生和胡適先生,這兩位當時民主自由派的主角也曾經有過一番論戰,產生了《在台灣你們的錢被用來建立一個警察國家》和《台灣是多麼自由》兩篇文章。我的看法是,在當時的威權體制之下,自由主義分子的處境本來就十分艱辛,如果不慎踩到了當局的紅線,後果難以設想,故心目中的理想和現實本來就會有一段差距。況且,在人的成長過程中,其思想本來就會不斷地做修正,當胡適到了晚年,當然就不會還是跟年輕時一樣抱持著那樣激進的看法,從胡適寫的《容忍比自由重要》,就可以知道他在晚年的態度開始趨於保守、成熟,因此雖然胡適在晚年的一些做為在相當程度上惹人非議,但這應該是他在理念和現實之間取捨過後做下的決定。所以我認為,作者對於胡適的批評是有一些太過了,但是作者的敘述同時也反映了在當時渴望自由民主的人士的眼中,胡適在立場上不斷錯位帶給他們的感受。

  

讀完這本書,在講述關於奴性的部分,說得我真的是心有餘而戚戚焉。吳濁流先生指出,不只他那個時代的年輕人具有殖民地特有的「奴隸性」,在日本政權的威壓之下,不敢說出真心話,使自己的內心常鬧得很不痛快。在他寫作時的民國六零年代,雖然已經光復了二十六年,當時的年輕人就像遺傳自父母一般,還是無法盡情地說,讓長輩覺得很不進取、不爭氣、沒有青年該有的活力與朝氣。我猜想,這應該是由於當時還是處於戒嚴的階段,人民在言論自由上和日據時期其實不遑多讓,稍微積極一些恐怕就免不了身陷囹圄所致。但是我想起我們自身,儘管現在已經是民主自由的時代了,對於很多的現狀還是保持沉默。網路的盛行,讓很多人成為鍵盤演說家,在面對螢幕時可以侃侃而談,但是一但要在公開的場合下面對大眾,全場就悄然無聲,更不用說是實際的行動了。由此可見,年輕人的沉默和政權倒也未必完全相關,反而是從小我們的教育就出了問題。教育改革多年以來造成數不清的紛爭,各式各樣的口號喊得震天價響,但是真正應該改變的,也就是「唯有讀書高」的觀念和華人最傳統的填鴨式死背教育(更難聽一點,就是奴化教育),卻一直都沒有變化,結果我們花費了無數的社會資源,教育的本質卻絲毫沒有改變,反而因為一些治標不治本的改革方式(一而再,再而三的改變考試的模式以及越來越複雜的多元入學方案),讓問題變得更加複雜,讓社會開始出現了懷念一試定終身的聯考制度的聲音。使我覺得我們現在好像在重蹈清朝自強運動的覆轍一般,只學習到西方模式的殼子,精髓處卻視而不見。此外,我發現,原來我們台灣現在各式各樣的政治現象以及色彩紛呈的意識形態的源頭,正是來自於近百年來的歷史,怎麼也無法想到,一個平常不過的取締事件,竟然成為現在的「統與獨」問題的催化劑以及台灣人的思想和社會轉向的分歧點,進而引發現在台灣內部數不清的大小論戰。而看到書中揭露的「御用文人」和「半山集團」的醜陋形態,讓我忍不住感慨,人的理想,在權力和利益面前,是何等的脆弱。例如在五十頁所說的鍾日光的故事就是最好的例子 : 一個原本對台灣人的不平的待遇充滿慨嘆的人,最後淪為日本人的走狗、公認的漢奸。而在書中被點名的多位知識分子,例如連雅堂、連震東、黃朝琴等,在我過往所接觸到的資料當中,評價甚高,其中連雅堂的作品(臺灣通史)更是做為高中國文的指定閱讀文章而出現在課本當中,同時連氏家族也是目前台灣最為顯赫的家族之一,但是在這本書中,我看到了他們追逐利益的那一面,然而,這畢竟是他們在價值上的抉擇,只能說,從不同的角度看人事物,本來就會有不同的結論吧。在前人的努力之下,我國已經成為華人社會中民主政治的代表,但是還是能看到政客在利用歷史的傷痕獲取政治的利益,以族群來挑動民眾的情緒。事實上,台灣的光復已超過了一甲子,無論是來自於哪一個省分,幾乎都已經逐漸在台灣這塊土地上融合了,我相信,走到路上問行人,無論他()的政治立場為何,第一個直覺的答案應該幾乎都會是 : 「我是台灣人 」。目前理想中的台灣尚未成形,所以我們還是需要努力,並且藉由閱讀歷史來獲得前車之鑑。



[1] 《台灣連翹》頁259 原作者後記,在本書頁256 作者則說起始時間為民國六十年十月,此處採用後記的說法。

[2] 《台灣連翹》頁85

[3] 《台灣連翹》頁101

[4] 《台灣連翹》頁259 原作者後記

[5] 《台灣連翹》頁61

[6] 《台灣連翹》頁24

[7] 《台灣連翹》頁70

[8] 《台灣連翹》頁55由照門公學校被降調至四湖公學校

[9] 《台灣連翹》頁152153

[10] 《台灣連翹》頁156

[11] 林祖儀,《圖解貨幣學》( 台北 : 易博士,2012初版) ,頁179

[12] 《台灣連翹》頁244

[13] 《台灣連翹》頁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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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關於幣制部分
  • 你好,偶然在網路上看到你的部落格,寫得很好!
    不過在幣值的部分,吳先生會批評幣制改革是有原因的,如果真的幣制改革中全是公平轉換,問題自然不大,不過參考現在既有的研究,根據史料,幣制轉換是不公平的,實際上根本是政策性掠奪台灣人的財富,變成政府的,節錄一些資料如下:

    http://ppt.cc/vREW

    接收日本時代臺糖株式會社,於 1946年5月1日成立的臺糖有限公司,一開始便擁有全臺灣21 % 的可耕地,是臺灣最大的地主。該公司在 1948年8月改組為股份有限公司,當時資本額為臺幣 30億元,適值發行金圓券,重行核定為四億八千萬金圓,合臺幣八千零八億元,分為 480萬股,每股100金圓。到了1949年6月15日,因為發行新臺幣,臺糖公司的資本額以四萬元兌新臺幣一元,折算成新臺幣2002萬元。這種折算方式,和一般臺灣人民相同,並無不公平。可是,在新臺幣發行以後才成立的「臺灣區生產事業管理委員會」,卻以與實際資產不符為理由,在該委員會1949年12月21日的第21次常務會議上,做成決議,調整臺糖公司資本為新臺幣 六億元。臺糖公司的資本,因行政措施而獲得補救,其比例約為30 倍,如果那是正確的補救,則相對地,一般的臺灣人民,私人資產並沒有得到調整,換句話說,新臺幣發行規定與舊臺幣的兌換率,可能低估了約30倍。從這個角度來看,當年新臺幣的發行 ,是對於臺灣人民財富的政策性劫奪。


    其實不只如此,還包括了低估舊台幣的幣值,刻意讓當時國民政府使用的金圓卷和法幣高處於兌換的優勢,這又是另一層對當時台灣人民財富的剝削,這應該才是根源所在。

    http://www.taiwancenter.com/sdtca/articles/12-08/9.pdf




  • 謝謝您的指教,您提供的資料和回文內容讓我對相關史實有更多的了解,同時也讓這篇文章更加完整 ^^

    在下是認為,這大概也是政策的黑暗面吧,畢竟世事本非黑白分明,作為受過高等教育者,我們應能夠從正面與反面去探討事情,並提出方法。我並非財經背景,或許真有更好的辦法,不過已非我能著力之處了,不過「有做總比沒做好」,現在的媒體發達,或許就是為了讓這些黑暗面不再重演吧。

    William.Meddle 於 2014/03/04 22:05 回覆

  • 關於幣制部分
  • 你好,偶然在網路上看到你的部落格,寫得很好!
    不過在幣值的部分,吳先生會批評幣制改革是有原因的,如果真的幣制改革中全是公平轉換,問題自然不大,不過參考現在既有的研究,根據史料,幣制轉換是不公平的,實際上根本是政策性掠奪台灣人的財富,變成政府的,節錄一些資料如下:

    http://ppt.cc/vREW

    接收日本時代臺糖株式會社,於 1946年5月1日成立的臺糖有限公司,一開始便擁有全臺灣21 % 的可耕地,是臺灣最大的地主。該公司在 1948年8月改組為股份有限公司,當時資本額為臺幣 30億元,適值發行金圓券,重行核定為四億八千萬金圓,合臺幣八千零八億元,分為 480萬股,每股100金圓。到了1949年6月15日,因為發行新臺幣,臺糖公司的資本額以四萬元兌新臺幣一元,折算成新臺幣2002萬元。這種折算方式,和一般臺灣人民相同,並無不公平。可是,在新臺幣發行以後才成立的「臺灣區生產事業管理委員會」,卻以與實際資產不符為理由,在該委員會1949年12月21日的第21次常務會議上,做成決議,調整臺糖公司資本為新臺幣 六億元。臺糖公司的資本,因行政措施而獲得補救,其比例約為30 倍,如果那是正確的補救,則相對地,一般的臺灣人民,私人資產並沒有得到調整,換句話說,新臺幣發行規定與舊臺幣的兌換率,可能低估了約30倍。從這個角度來看,當年新臺幣的發行 ,是對於臺灣人民財富的政策性劫奪。


    其實不只如此,還包括了低估舊台幣的幣值,刻意讓當時國民政府使用的金圓卷和法幣高處於兌換的優勢,這又是另一層對當時台灣人民財富的剝削,這應該才是根源所在。

    http://www.taiwancenter.com/sdtca/articles/12-08/9.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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